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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心本色:一切为了人民健康——追忆病毒

发布时间:2020-11-21 21:39  

  1985年4月20日,曾毅在澳门做鼻咽癌的早期诊断与控制的演讲。(黎润红提供)

  攻克鼻咽癌早诊难题,遏制艾滋病在中国泛滥,为SARS疫情防控提供专家建议,引进中国首个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作为中国科学家首次荣获国际权威的“公共卫生终身成就奖”……出于对人民健康的高度负责,在自己持续了一生的科研工作中,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毅创造了众多令世人瞩目的奇迹,也拯救了无数生命。虽荣耀无数,但他始终没有停止科研步伐,在显微镜下用双眼不断寻找、发现可能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威胁的病毒;在未知的危险面前,他始终以人民健康为至高使命;在一次次公共卫生危机来袭之时,以高瞻远瞩为祖国的疾病防控事业贡献真知灼见。他以忠诚和担当履行了一个70年党龄老员的铮铮誓言。

  2020年7月13日,这位92岁高龄的老人永远离开了他所牵挂的科研工作。虽然留下了未竟的事业,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一代又一代疾控人也在他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精神激励下,无畏奉献,接续为保护人民的健康安全筑起更加坚实的“城墙”。

  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医疗技术落后,但曾毅的观念却非常超前。他意识到,这种严重的传染病迟早会传入中国,加强防范刻不容缓。

  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组建中国预防医学中心,曾毅任中心病毒学研究所所长。次年,他便开始了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的研究,是国内最早研究艾滋病的科学家。

  1985年6月,一位来中国旅游的美籍阿根廷人因病被送入北京协和医院,并于4天后发病死亡。该患者被确诊艾滋病后,时任内科副主任的王爱霞教授因及时报告,而被称为中国首例艾滋病发现者。

  对此,曾毅的学生、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前主任吴尊友在接受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采访时着重介绍:“曾老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通过在使用血液制品的血友病病例中主动检测搜寻,发现了我国本土最早的艾滋病感染者,确定了艾滋病病毒进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

  1995年,吴尊友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流行病学博士学位后回国,进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跟随曾毅做博士后研究。“自1983年艾滋病病毒被成功分离后,曾老师便开始在国内主动搜寻病例。”据吴尊友介绍,他曾筛查数千病人、健康人样本无果,于是改变策略,将目光转向血友病患者。

  “当曾老师在当时发表的国外文献中看到血友病中的艾滋病比例较高,格外关注,认为这个特殊人群可能是中国发现艾滋病的突破口,于是,专门收集了这些病人的血液样本开展检测。”据吴尊友介绍,1985年,通过检测这些收集到的血友病病人样本证实,艾滋病病毒是随着1982年美国Armour公司赠送的血浆制品“Ⅷ因子”进入中国,于1983年导致杭州4名血友病患者被感染。“这是我国最早通过科学技术和主动搜寻,在本土最早发现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研究成果,意义更大。”吴尊友肯定地说。

  1987年,又一名美国艾滋病患者在云南发病住院。获此消息,曾毅立刻赶赴昆明采回血样,准备进行病毒毒株分离。

  受条件限制,当时分离艾滋病病毒只能在普通实验室操作:用一个木制玻璃接种柜,挖两个窟窿,戴上手套从窟窿里伸手进去操作。

  在这种条件下,其他人都不敢做这个分离实验。主动站到曾毅身旁协助的,是他的妻子、我国著名药理学家、青蒿素药理毒理主要研究者之一——李泽琳教授。

  当年,曾毅成功分离出我国第一株艾滋病病毒(HIV-1AC株),确认早期我国艾滋病病毒属于B型。随后,他又研制出快速蛋白印迹诊断试剂,为深入研究病毒的特性、制备诊断试剂和研制疫苗创造了条件。

  曾亲身经历过1995年初全国有偿献血员人群艾滋病暴发流行调查工作的吴尊友,记忆依然清晰,“当时的进口诊断试剂很难买,曾毅老师发明的快速诊断试剂解决了大问题,一下子筛查了几万人。证实了血浆献血员中的暴发疫情,为及时控制疫情做出了巨大贡献。”

  吸毒者、卖淫女和同性恋因被列为“艾滋病高危人群”,备受社会歧视。时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的曾毅曾提出一个观点令吴尊友敬佩不已:这些高危人群,他们感染、传播艾滋病,是由于缺乏防范知识和防范能力,这不完全是他们个人的责任,政府也有责任,政府的责任就是把预防知识告诉他们,把预防措施落实到位。

  深感震撼的吴尊友对此评价:“作为一个病毒学家,他具有这样的认识高度,从科学和公共卫生的角度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对政策和社会观念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负责中国科协老科学家(曾毅)院士学术成长采集工程项目的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黎润红,曾专门探访他从事鼻咽癌科研工作的故地广西梧州。

  1977年,曾毅在那里成立了广西鼻咽癌防治研究协作组,以及国际上第一个鼻咽癌防治研究现场。如今,广西的鼻咽癌现场研究工作已取得国际领先。

  黎润红也曾专门走访过他上学的地方。通过翻阅档案她了解到,“大学毕业后的曾毅响应国家培养基础医学人才的号召选择参加高级师资培训班,成为同班同学里唯一一个选择微生物领域的学生”。

  90岁的曾毅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服从祖国需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那我就挑选跟病人病毒有关系的——微生物……如果成功,一有免疫就可以让更多人不得病。”

  1950年,还是上海医学院三年级学生的曾毅光荣入党。1956年,他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微生物系病毒学室,跟随著名病毒学家黄祯祥教授开展研究工作,先后参与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减毒活疫苗和肠道病毒的研究工作。曾毅在这些工作中都卓有贡献,却非常低调。

  随后,为了研究、发现、控制最危险的病毒,他决定选择当时仍处于争议阶段的病毒致癌理论这一课题,并在1960年选择了对人类伤害最大、最致命的肿瘤病毒作为其毕生的研究方向,成为国内该领域研究的先驱。

  令黎润红印象深刻的是1973年,“基于长期的病毒与肿瘤相关性的科研积累和敏锐的专业洞察力,曾毅决定研究EB病毒与鼻咽癌的关系,并将其作为阐明人类癌症病毒病因的突破口。”自那年起,曾毅成立EB病毒与鼻咽癌研究组,专攻两者的致病关系。

  1976年8月,曾毅首次从一例鼻咽癌病人的活检组织中成功建立了鼻咽癌细胞株,这项工作在国际上属于首创。“他还建立了鼻咽癌的血清学诊断方法——免疫酶法,该方法在国内广泛应用,可在发病前18~20年预测鼻咽癌发生的可能性,使早期诊断率从20%~30%提高到80%~90%。”在黎润红看来,“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1978年,曾毅因在鼻咽癌的早期诊断和鼻咽癌病毒病因研究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获得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

  除了EB病毒,曾毅打过交道的病毒还有很多,如在国内首次研究了HTLV-1病毒在我国的分布及其与成年人T淋巴细胞白血病及神经系统疾病的关系,以及HPV与宫颈癌的关系等。

  “为征服人类的病毒性疾病做出贡献”是曾毅一生的追求,他因此而要求自己:“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一定要忠于自己的职责。我研究病毒,越严重、越危险的,更要好好研究。”

  “曾毅院士不仅仅是著名的病毒学家,也是一名杰出的预防医学领导者。”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发表悼念文章,对曾毅院士给予高度评价。“1991年,他出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第二任院长,积极组织和参加我国疾病防控实践和政策的制定,为人民健康做出了卓越贡献。”

  曾毅曾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言艾滋病防治策略,推动和倡导贯彻国家预防控制性病艾滋病方针政策,影响巨大。

  1997年,因为曾毅的出谋划策和支持,吴尊友成功组织了首届中国艾滋病干预措施国际研讨会。那次研讨会上,安全套推广预防性传播等一系列敏感问题被首次摆上台面,那次会议也因此被称为推动防艾工作的“破冰行动”。

  2000年至2005年期间,曾毅还曾和其他院士、专家三次上书国务院,向党中央、国务院呼吁加强对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建言艾滋病防治策略。

  “在他的带领下,各项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为2002年建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高福说。

  特别是2004年4月,SARS疫情渐息,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动员组织全社会力量全面推进艾滋病防治工作。作为参会者之一的吴尊友透露,那次会议的召开,也源于曾毅建言所引起的重视。

  “当时,不同部门之间意见还不一致,正是在国务院主管领导同志强有力的推动下,在曾毅的建言下,使得整个防艾工作得到大力推进。”吴尊友一边回忆一边说道。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者,热情四溢,善于演讲,很会鼓动人、感染人,让人觉得必须要参与进去。”回想起老师上下求索的那些年时光,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曾毅院士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张晓光也突然神采飞扬起来,“你跟他接触就会体会到,这个老人是一个非常有活力、有影响力的科学家。”

  也是在时任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曾毅的带领下,“121联合行动计划”等大量宣教活动在全国广泛发起。著名演艺明星费翔也受曾毅邀请担任“中国艾滋病预防形象大使”,到北京地坛医院慰问艾滋病患者,成为国内第一位公开与艾滋病患者拥抱的艺人。“这些活动让群众和社会关注到艾滋病,也对艾滋病有了基础认识,减少了社会对艾滋病的歧视。”吴尊友说。

  SARS疫情防控的背后,也有曾毅的运筹帷幄。据吴尊友了解,当时,为尽快攻克SARS疫情,曾毅给担任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总指挥的吴仪副总理提供了很多重要的专家建议。

  黎润红向记者提供了一份署名曾毅的文档,其中写道:“把国际通用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称为‘非典’本身就是一种很不科学的做法,在国外影响不好,建议予以纠正。应按SARS译音,如AIDS称艾滋病,香港称SARS为‘沙士’。”“艾滋病比SARS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性严重得多,希望中央能大力抓。” 2004年1月,在广州又出现3例SARS病例,在此情况下,就科学防治SARS方面有待注意和改善的一些问题,曾毅提出了9点意见与建议,这是其中一部分。

  而据曾毅的女儿曾越了解,“由当时卫生部发布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诊疗方案》,背后也有我父亲的背书。”

  病毒无国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也让人们意识到,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对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大意义。

  随着我国在防疫抗疫国际合作中地位的逐渐凸显,曾毅想方设法竭尽全力的忙碌身影,也再次浮现在学生们的脑海中。

  “1987年,我们的技术条件、设备跟欧美国家比很落后,这都制约着我们分离病毒的能力。”再次说回曾毅在当时成功分离艾滋病病毒的意义,吴尊友突然加重了语气,“就是到2003年SARS流行时,病毒最早也不是我国专家分离出来的。1987年那种情况下,能够把艾滋病病毒分离出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落后条件下,病毒分离之所以成功,除了专业过硬,也离不开曾毅与国际顶尖学术机构建立的友谊。“他与世界著名的研究艾滋病病毒毒的专家都有很好的关系,由于他和这些国际顶尖专家和国际顶尖机构的合作,使得他有能力获得更多信息和资源。”吴尊友说。

  博士后期间,吴尊友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在云南做针对吸毒人群的预防工作。曾毅便建议他写一个英文项目书,向世界艾滋病基金会申请课题。1995年,吴尊友在项目书中将艾滋病的预防和计划生育工作整合在一起。最终,在曾毅指导下,他们成功申请到5.5万美元,这也是最早以国际竞争的方式在艾滋病领域获得国际支持的项目。

  艾滋病流行初期,有机会到国外学习的人并不多,能出去的基本都是受曾毅推荐。“艾滋病最早发生在国外,国外研究机构在技术、方法、认识上都比我们领先,所以,我们参与国际合作能很快弥补短板,提高自身认识和能力。”吴尊友说,“那时,曾老师利用他的影响力和国际合作关系,送了很多学生去国外进修学习,并把先进技术带了回来,使我们的工作又上了一个台阶。”

  也是在1987年,中国首个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P3实验室被曾毅实验室从德国整体引进建设。张晓光认为,曾毅“称得上是国内生物安全防控领域的先驱”。

  参加曾毅院士遗体告别仪式时,张晓光才从同样是曾毅学生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那儿了解到,P3实验室的筹建自1985年便开始了,但受到美国牵头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阻挠,项目一度搁置。“经过曾老师的努力以及一些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两年后,巴黎统筹委员会才最终批准允许让P3实验室整体引进到中国。”张晓光说。

  为什么说曾毅的生物安全概念非常超前?“1987年引进的P3实验室,它的生物安全柜等级很高。即使在2003年时,国内绝大多数做病毒学研究的人还用的是超净台。”张晓光进一步介绍,超净台是电子工业的一个辅助设备,操作时是往外吹风,只保证试验台无菌环境,而不考虑实验室和实验员。而生物安全柜是一种负压的净化工作台,能够在操作时完全保护工作人员、受试样品并防止交叉污染的发生。“可以说,生物安全柜是我们做微生物或者病原微生物操作最基本的装置,但2003年以前,国内绝大多数该领域研究者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张晓光列举:2003年SARS时期,从广东发现病例开始,全世界网络实验室共同合作花了近半年时间才最终确诊病原体;2013年,上海市确诊一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时,时间已经缩短到一个月;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从中国疾控中心去年12月31日介入到确诊,仅用了一周多。

  “我国疾控能力提升还是非常快的。但能力提升绝对离不开高等级实验室的建设以及技术的积累。”张晓光坚定地说,“从传染病防护,研制装备,到全国疾控能力建设,曾老师都是一个先驱者。”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1月30日,张晓光作为中国疾控中心派驻湖北黄冈检测队的队长带队出征湖北。为了照顾好自己的队员、圆满完成任务,深受老师影响的他经常会想,“如果是老人家带队,他会怎么做,他会怎样去面对这些问题?”

  像张晓光一样,曾毅在近70年的科研生涯中,一大批学生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成长为今天疾控领域的中坚力量。

  黎润红曾在走访时发现,“整个广西从事鼻咽癌研究工作的尖端人员或领头人,好多都出自曾毅的实验室。”

  “他的学术思维特别活跃,总是有一些新点子、新想法,这对于一个科学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这些新点子是我们解决一个个卫生问题、人民健康问题非常重要的出发点和工作的起点。”在与老师相处时,吴尊友总能“受到他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的感染,让人感觉科学研究有着无穷的魅力,永远充满激情和活力”。

  在张晓光看来,曾毅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1974年,曾毅曾赴英国做客座研究员,学习肿瘤的免疫治疗。之后,他拒绝国外高薪,毅然回国。敬业、爱国,既是他的行为准则,也是他对学生们的最高要求。

  1998年,从武汉大学毕业的张晓光进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曾毅院士实验室工作,一年后转正时,老师的一番话令他铭记:做科研首先要做人,做人正的话才能把科研做下去。

  “他跟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最大区别是,几十年一直持续大力专注于那么几项研究,不像别人,可能就抓热点,哪个工作热就往哪个方面扑,经费也好拿,文章也好发。”

  “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也追不上他,但是这种几十年持续发力的韧劲,值得年轻人学习。”张晓光举例道,“比如EB病毒,从发现地方病,找出地方病病因,建立一个简单易行的地方病早诊方法,再到宣传教育,然后到研发治疗性疫苗,这一系列工作是连贯完整的。只抓热点很难达到把某个疾病完全搞透的水平。”而“如果想深入研究一种病原体,没有这么持续几十年的发力和执着挖掘,是完全做不到的。”

  即使承担着如此繁重的工作,但在旁人眼中:曾老师总是不觉得累。与曾毅共事了22年的张晓光明白,这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所有科研工作跟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他永远是一个推动者,永远在向前跑”。

  去年12月,曾毅有过一次病危。当时,张晓光曾去病房探望。“保姆郭姐说,曾老师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清醒了,唤他也没有反应。我就跟他说:我来给您汇报工作了,武汉又发现了新型传染病,等您指导工作。说完老人家立刻把眼睛睁开了,突然把头仰起想半坐起来,然后含糊不清地冲我说了一句话。”回忆起当时的情境,张晓光至今仍动容不已。